弘治七年（1494年），五月。大明，寧波港。

青磚連接白瓦，層疊的商鋪屋舍沿著港口，鋪展出三百家琳瑯的店鋪。三江匯聚在江口，富庶的“明州”就在江海邊，延伸出三十里人煙的繁華。而在這盛世繁華的盡頭，是一千多年的阿育王寺，安靜佇立在寧波的東郊。此刻晨起的鐘聲，就在幽靜的林木中回蕩。

“鐺！鐺！…”

施文德跪在佛像前，低頭跪拜了片刻，口中默默念了些什么。然后，他站起身來，旁邊的仆人為他戴上舉人的烏紗帽，另一個仆人則給主持送上沉甸甸的供奉誠意。隨后，在主持“誠懇”的念經(jīng)中，三人就從寺院中離開，徑直走向門口栓馬的木樁。

“老爺？要不要用些點心？…”

“不用。剛禮過佛，借著這股禪意與佛氣，正好去面見藩臺。藩臺的別館，就在這佛寺附近，是個喜好菩提的。等見面的時候，提上一句今早佛寺的見聞，多少能多一些親近，也好開口提那件事…”

“??！老爺明見！智慧都是媽祖開過光的！…”

“哈哈！…”

只是這一句不倫不類的奉承，就暴露了崇明施氏的底色。施文德笑著上了馬，保持著不快不慢的速度，悠悠奔行了半個時辰。遠處的海港又一次浮現(xiàn)在眼前，而一艘艘停泊的大型“番舶”，就是這座港口，驚人財富的源泉與象征！

“番舶，番船…夷人的船，倭人的船…可這寧波的海港，又哪里有那么多夷船、倭船！這些番舶的背后，都或多或少的，有著浙江海主們的影子！然而，一紙堪合的聚寶盆，又何其難求?。俊呐履芸v橫海外，從蠻夷倭人那里，收來值錢的貨物…想要合法的運回寧波，在這里明著出手…又是何等的艱難？！…”

眺望著繁華的港口，施文德復雜的心緒，也隨著馬背一起上下起伏。從明太祖留下祖訓開始，大明就在明面上實行海禁。合法的遠洋貿易，只能在浙江的“寧波港市舶司”，福建的“泉州福州港市舶司”，廣東的“廣州港市舶司”，三處港口進行。并且交易的船只，明面上得是“番舶”，也就是“海外番人的船”，且同時有朝貢堪合貿易的許可才行！

從明太祖設立市舶司開始，所遵循的政治理念，就是“專管進貢方物、柔待遠人、使四方賓服”。其中，寧波主要面向日本，泉州福州面向琉球，廣州面向南洋藩屬，必須“分而治之，不使相通”。

也就是說，市舶司在設計之初，就是個外交部門！它不是經(jīng)濟部門，更不是進出易的海關，貿易從來不是它的職責！

因此，從朝堂的政治邏輯上看，如果藩屬都很順從，“四方賓服”的政治目標完成，就可以關閉所有的市舶司了，或者最大程度的減少海外貿易。而若是藩屬叛亂，這個目標根本完不成，那也可以關閉市舶司，就像之前倭國南北朝紛亂一樣…這就是過去一百多年來，官府幾次禁海又松開，最常見的政治考量。

然而，一百多年過去了，最初明太祖“樸素”的政治設計，早已不符合帝國商業(yè)繁盛的現(xiàn)狀！同樣，再是頑固的皇明祖訓，在財富與利益的長久浸潤下，也必然會出現(xiàn)不同程度的松動。

眼下，在中官宦官們的掌管下，三大市舶司的實際職能與工作，都出現(xiàn)了不同程度的變化。在三大市舶司交易的“番舶”，與明船假裝的“番舶”，數(shù)量也越來越多，已經(jīng)遠超堪合的許可。就連原本不存在的商稅征收，也在中官們的管理下，自然而然的出現(xiàn)。這里又以廣東市舶司最為先行，開創(chuàng)出“番舶報水錢”，從商船上征收大量錢貨，直接向整個衙門分發(fā)！

因此，這海禁松動的口子有多大，一張堪合能讓幾艘“番舶”交易，交易幾次，抽水幾成，是否需要嚴格遵從“朝貢”頻率…都要看中官們靈活的“底線”與“執(zhí)法標準”。

當然，最基本的政治原則，是前來貿易的“番舶”，必須掛靠…不，擁有大明發(fā)給藩屬國的一張有效堪合，才不會被大明水師“強行執(zhí)法”。要是有大明賜給藩屬的“金葉表文”，那可以操作的空間，就更大了！

這海禁執(zhí)法的寬松程度，通常與順天府的距離，與中樞管束的程度成反比。廣東市舶司的執(zhí)法最松，“番舶”貿易的規(guī)模最大，也是最頂級的外派肥差。福建市舶司的執(zhí)法稍松，中官們需要謹慎些。至于浙江市舶司，卻是收的最緊，甚至一不小心，就得掉了腦袋！